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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欠基隆、藍綠欠修理~不投、投廢、不如投普通人=>1號張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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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推薦> 東吳大學心理系劉惠琴教授『再見基隆,淚眼迷濛』

小時候,在基隆海港山邊的小日本式木屋中,看到的母親,像是一直都在勞動著。基隆雨多,幾乎每天都是陰陰霾霾地。出不去,就常坐在屋裡望著媽媽,又望著外面的雨絲。偶然會瞥見媽媽臉上的淚光。那是她難得坐在窗口下看日文「春秋」雜誌的時候。大部分時間她嘗試做許多手工,先是日本的櫥窗娃娃(ㄡ、ㄋㄧ、ㄧㄡ),後來則是在榻榻米上,聽著那從早到晚「ㄍㄧㄍㄧㄎㄚㄎㄚ」「ㄉㄧㄤ」織毛衣機的節奏。鄰居們常常來說,她們要什麼樣花樣的毛衣。媽媽就拿出日本雜誌向她們介紹各種花樣,然後那「ㄍㄧㄍㄧㄎㄚㄎㄚ」「ㄉㄧㄤ」的節奏就快了起來,兩三天後,鄰居們就眉開眼笑地領走了她們漂亮的毛衣,有各種漂亮的圖案,最記得的是冬天滑雪的那一幅。當然,那台織毛衣機器就放在我們睡覺的榻榻米上。

           我是很大了,去同學家,才知道人家家裡會分臥室、餐廳、客廳……等不同功能的房間。在我小時候的家裡,似乎那是個多功能的屋子。晚上要睡覺時,從被櫥裡拿出被子鋪在榻榻米上就成了臥室。早上起床將被子置入被櫥,擺上桌椅、機器,它又變成了書房、餐廳與工作室。嗯!多功能的屋。雖然如此多功能,但不能髒亂。因此,每天傍晚,擦榻榻米的工作就變得小孩子們每天必做的勞動了。還記得,媽媽在廚房洗完抹布後,一條條扔進榻榻米上,小孩子們各自撿起抹布擦他該擦的部分,髒了,就又扔進廚房給媽媽洗,再接乾淨的擦。擦榻榻米和起煤炭爐、燒熱水洗澡,是我們那個時候,小孩子們該做的勞動。

           爸爸跑船,二、三個月才回來個一個禮拜,那個禮拜,屋子裡的人都特別興奮與忙碌。小孩子興奮有禮物、有加菜,有爸爸逗我們玩,把我們架在頸子上去港邊散步。媽媽則忙著處理整箱、整箱的魚貨(是船老闆分的紅),分給鄰居朋友,剩下又吃不完的,最常見的處理方式就是炒魚鬆。炒完的魚鬆,要分袋涼了後,才裝罐。當時沒冰箱,放在桌上又怕老鼠、蟑螂偷吃,媽很天才地想到把它們一一掛在高高的牆鉤上,就在我們睡覺榻榻米的上頭,一天夜裡,魚鬆袋子破了,整袋的魚鬆還溫熱熱地蓋了我滿臉,我還記得那是「高母嗖」魚做的魚鬆。(四十年後,我與女兒去歐洲背包旅行時,住在克難的倫敦青年旅館(hostel)時,同室的法國男生好心地提醒我們,睡覺時要把剩餘的食物掛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燈上,這樣才不會被老鼠吃掉,這位法國男生與我媽有同樣的生活智慧。)

 

爸爸出港了後,屋裡又會熱鬧個好一陣子。鄰居的阿姨們急著來串門子(爸回來的那個禮拜,她們都忍著不來,讓我媽全力服侍我爸),分享男人們回家的種種甘苦談。委託行跑單幫的姊姊們這個時也會帶著一大包舶來品的衣服及生活用品到家裡來開「說明會」。

           我在這個爸媽移居作客的屋中出生,也很自在地生活於其間。巷子裡的鄰居們幾乎都是與我們一樣討海為生的人家。男人出港,女人、孩子們就彼此照應生活著。雖然這樣的社區,隱私常不被當隱私,女人們連房事都可以公開談。小孩子們在學校的表現,也往往紙包不住火。不過,以當時還是小孩的我而言,它的社會支持性遠大於被干涉性。既使小學二年級時,學校老師在辦公室閒聊時,才跟我說:「你們家住的山崎巷,以前是日本人的細姨仔巷。」說完,其他老師亦紛紛詭異地笑了起來。當時我不太理解他們為何會如此反應,我只覺得我家很棒,我媽把家經營得很舒適。現在回想起來,才了悟當時移居外地打拼的爸媽,與鄰居的討海人,一定是只能住在這樣廉價社區,但卻不減我童年對家富足幸福的感覺。

           這種富足幸福的感覺,讓我一直樂於以「基隆人」自居。基隆的海港、委託行、廟口、戲院、漁市場裡活蹦海鮮及魚腥味、和平橋上的漁火點點、皇帝殿及八斗子的海岸風光、「媽祖生」的慶典活動……等等。即使後來去台北念北一女中,我依然相當驕傲地可以邀同學們到基隆來玩。

卅年前,父親因長期與廢電池為伍,罹患鼻咽癌去世,悲痛的母親帶著五個小孩回桃園鄉下生活,我們不捨地離開了基隆。


        卅年後,為了要為母親做口述歷史,帶著母親回老家看老朋友,才驚覺卅年不見的基隆海港竟變得如此地侷促與殘破。父親換帖兄弟的兒子當時繼承父業,在漁船擔任報務員,現在已無法出航,只能每天海釣點魚鮮,由太太在和平島觀光漁市販賣,勉強撐家計,所幸孩子們也都大了,可以分擔些。一路上從中正路到和平島,再到海洋大學及八斗子,我忍不住心中的哭泣,怎麼都看不見海?海都被醜陋的圍欄隔起來了,基隆最美麗的自然資產看不見了,自殺率為全國第一的基隆人,居然連跳港自殺的機會都沒了。再去廟口的幾家老攤位逛逛,問起生意如何?都不禁搖著頭嘆息:「只有假日,才有人潮」,「基隆沒建設!」


         這次要不是為了響應張通賢「市民老大」的參選運動,我不會這麼清楚地看到一個城市由於國家政策,如此迅速地在卅年內由繁榮到衰敗地如此徹底。


        在
422競選總部成立當天,我看到了許多像我那「討海人」父親的伯叔大哥們,看著他們談論著政治的無奈與激動的神情,就像每次我父親的船進港後就會有連著好幾天在我家喝啤酒、談政治,當時他們談的是兩岸漁場海域權的糾紛,談的是什麼人為了冒險多捕些黃魚,被對岸抓了上去,回港後又是怎麼被檢調單位約談等等。當時的他們在兩岸政治風險下討生活,對政治是敏感警覺的,只是卅年後的基隆人,幾乎大家都不想談政治,冷漠帶來的卻是失志與沮喪,人人都想離開這被放棄的城市,但是一位年輕的女大學生哭著說:「我愛基隆,為什麼我得離開基隆去外地讀書、工作?」


        這位年輕女學生及我的眼淚都說明了我們對基隆的情感,有沒有可能透過張通賢這次的參選運動,喚起基隆人對基隆港的在地情感,共同來想想,基隆可以怎麼走下去?基隆的年輕人看得到他們的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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